🇺🇦🇬🇧 如果二十年前有人說，英國會在短短數年間迎來二十多萬名烏克蘭人，相信很少人會相信。2022年前，烏克蘭人在英國只是相當低調的少數族群，戰前長期居英者只有數萬人，大多集中於倫敦、曼城、及英格蘭中部部分工業城市，其中不少是二戰後移民家庭的後代。俄軍全面入侵後，英國沒有像歐盟成員國一樣直接採用臨時保護制度，而是設立數個專門針對烏克蘭人的簽證計劃，那是和香港 BNO5+1 齊名的特殊方案。結果英國的烏克蘭社區急速發展，已經成為社會現象。

英國政府一直避免把烏克蘭人正式界定為「難民」。絕大部分烏克蘭人不是經過一般庇護程序取得身份，而是持專門簽證入境。法律上，他們屬於獲准暫時居留的人，而不是《難民公約》下的正式難民，這種安排讓他們較快獲得工作、教育和醫療權利，卻留下一個根本問題：英國究竟把他們視為暫時避難者，還是未來可能長期定居的新移民？

最具代表性的安排是 Homes for Ukraine。英國政府沒有集中興建難民營，而是邀請英國民眾成為 Sponsor，承諾提供至少六個月住宿，政府則向接待家庭發放補貼。戰爭初期，大量英國家庭響應，很多人原本完全不認識烏克蘭人，也願意與一個陌生烏克蘭家庭共同生活。有人由房東與住客慢慢成為朋友，也有人實在適應不了，不歡而散。

英國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容許烏克蘭人抵達後幾乎立即可以工作。他們可以受僱、自僱、創業、讀書和使用 NHS，子女亦可進入公立學校，不需要像一般尋求庇護人士般，長期等待工作權。背後的政策思維很直接：既然戰爭可能持續多年，與其讓他們依賴福利，不如盡快投入社會。

因此，今天不少烏克蘭人已在英國不同領域工作。有人繼續從事資訊科技、工程、醫療或教育，也有人因英語、資歷認證和照顧子女等問題，只能先由酒店、超市、倉務或照顧工作重新開始。對很多人而言，最大的困難不是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如何在陌生制度中，重新取得原本已經建立多年的專業身份。在烏克蘭擔任醫生、教師或工程師的人，來到英國後不容易立即重操故業，這種身份落差，往往比收入下降更令人挫敗。

住屋則成為最大現實問題。很多接待家庭原本只準備提供半年住宿，隨着能源價格、生活費和按揭成本上升，未必有能力、或意願長期繼續。當烏克蘭家庭離開 Sponsor 的住所，要自行進入英國私人租務市場，又會面對按金、收入證明、信貸紀錄和租金急升等障礙。部分家庭最終要由地方政府安置，甚至面臨無家可歸風險，逐漸變成英國住屋危機的一部分。

戰爭亦迅速改變了英國原有的烏克蘭社群。各地出現更多文化中心、支援組織、星期六學校、語言課程、傳統舞蹈班和慈善活動。教堂不再只是宗教場所，也成為尋找翻譯、工作、住屋和情緒支援的第一站。每逢烏克蘭獨立日，不少城市都會出現藍黃色旗海。這些活動既是文化慶典，也是向外界表明：他們雖然身在英國，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國家。

最複雜的問題，是在英烏克蘭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很多人抵達英國時，都強調自己不是移民，只是「暫時離開」，帶來的只有幾件衣服和一個行李箱，相信戰爭結束後就會回家。但戰事持續，孩子開始在英國上學，習慣用英文與朋友溝通；父母找到工作，建立社交網絡；部分家庭已搬離 Sponsor 的住所，租下自己的家。「回去」是情感上的答案，留下卻成為生活上的現實。

英國社會的態度也在改變。戰爭初期，支持幾乎一面倒，大量家庭主動接待，公共建築掛起烏克蘭國旗，社會普遍把他們視為明確的戰爭受害者。但歡迎從來都有成本。隨着生活成本上升、住屋短缺，以及英國整體移民政治日益緊張，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追問：這種特殊安排應維持多久？簽證到期後怎麼辦？戰爭結束時，他們是否應該回國？

烏克蘭人至今仍普遍獲得比其他移民和尋求庇護人士更正面的看待。原因除了合法入境、願意工作和積極融入，也包括文化距離、媒體形象，和英國對俄烏戰爭的政治立場。這也反映移民政治的一個現實：同樣是逃離戰爭的人，能否獲得歡迎，往往不只取決於苦難本身，也取決於他們來自哪裡，以及社會如何理解那場戰爭。

今天不少烏克蘭家庭在英國已經有一套新的生活日常，但每天仍透過電話、Telegram 和WhatsApp，查看基輔、哈爾科夫、敖德薩的消息。他們住在英國，卻從未真正離開烏克蘭；原本只是暫住，卻正逐漸成為英國社會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學研究，烏克蘭人和BNO5+1比較，總有參考價值。至於戰後何去何從，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