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理解的追星，是喜歡一個已經很紅的人。買他的唱片、排隊看演唱會、收藏簽名，希望有一天偶像會知道自己的存在。朱冠來的故事卻剛好相反：他迷上的，是在香港幾乎沒有人認識的電影配樂大師，例如法國電影配樂家 Georges Delerue。更特別的是，他沒有停留在收藏唱片，而是不斷寫信到世界各地，向電台、文化人和不同機構介紹自己的偶像，甚至主動替對方尋找演出和曝光機會。沒有人聘請他，也沒有任何報酬，他卻做了很多本來應該由唱片公司、公關和經理人負責的工作。

從心理學和粉絲研究角度看，這種行為，比一般「追星」有趣得多。

第一層是身份認同：我們喜歡一件文化產品，很多時候不只是因為它好聽、好看，而是「懂得欣賞它」逐漸成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當一個人發現，身邊幾乎沒有人認識自己認為極其重要的藝術家，這種孤獨，甚至可能強化認同——其他人不知道，但我知道；其他人聽不出來，但我聽得出來。Delerue 因此不再只是一個作曲家，而逐漸成為 Gary 理解自己文化品味、甚至理解自己是甚麼人的一部分。

第二層，可以用學者 Henry Jenkins 所說的 participatory culture 理解。粉絲並非永遠只是文化產品的被動消費者，有些人會由「我喜歡這件作品」，走到「我要參與它的傳播」。今天我們開 fan page、剪片、寫 Wikipedia、在社交媒體推廣偶像；朱冠來那一代沒有 algorithm，甚至沒有 email，他使用的是地址簿、郵票和航空郵件。形式完全不同，心理動力卻非常相似：喜愛產生了一種參與的衝動。粉絲不再滿足於自己欣賞，而希望改變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珍惜的文化。

再進一步，就是 fan studies 所說的 fan labor。當一個粉絲免費投入大量時間、知識、人脈、金錢，替文化人物做宣傳、整理資料、建立社群，實際上，已經在進行一種無償勞動。最有趣的是，這種勞動的回報通常不是金錢，而可能是意義、認同、歸屬感，甚至只是看到更多人終於懂得欣賞自己珍惜的東西。朱冠來沒有得到唱片公司的薪水，卻自願做了唱片公司的工作；沒有人任命他做 Delerue 的香港代表，他卻慢慢為自己創造了這個角色。

而他的故事，還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回報：偶像本人最後知道了。一般追星最大的 fantasy，可能只是「有一天他會認得我」；朱冠來得到的，卻不只是合照或者簽名，而是一種更深的 confirmation——Delerue 知道世界另一端有一個香港人，長年主動替自己推廣，最終甚至共進晚餐。從心理學角度，這是強烈的 symbolic reward：多年來，一個人相信「這位作曲家值得更多人認識」，最後由這位作曲家本人確認、加持，說明付出是被看見的。

這亦解釋了為甚麼偶像沒有太多人認識，反而令這種追星更加強烈。如果全香港都喜歡 Delerue，朱冠來只是數十萬粉絲之一；正因為身邊幾乎沒有人認識，他才擁有了一個特殊角色：如果連我也不去介紹他，還有誰會做？這種心理，容易令興趣逐漸變成使命感，而使命感又反過來強化一個人的身份。到了某個階段，他做這些事情，已經不只是因為「我很喜歡 Delerue」，而是「推廣 Delerue 就是我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應該把朱冠來的故事，簡單理解成「一個人迷偶像迷了半世紀」。他把私人品味逐漸變成了一項公共工程，寫信給世界各地的陌生人、電台和文化機構，希望他們也認識自己的偶像，已經是另一回事。這也是收藏家、樂迷以至各種極端愛好者很深層的一種心理。人終究知道自己的時間有限，會希望某些自己珍惜的東西，不會跟自己一起消失。有人寫書，有人建立博物館，有人整理檔案，Gary選擇的方式，是一封又一封地寫信，鍥而不捨，終至水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