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Lviv，朋友介紹認識 Nazar，Ukrainian Students for Freedom 的利沃夫聯絡人，在 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讀資訊工程的學生。他的書面介紹寫得很好，「把 freedom 定義為 Progress、Comfort and Responsibility」，真人形象就很另一回事：很認真、很緊張，不太懂 social，英文也有點難聽懂，連他的朋友也不斷笑他 nerdy。但人很 nice。

Nazar 帶我們去一間地下餐廳，那裏是他們每星期 gathering 的地方。

原本以為，就是訪問他一個，談了一會，心想今次大概沒有甚麼可以用了。然後，一個學生出現。再多一個。再多幾個。最後，有差不多二十個大學生出現，一起聊天。整張長枱熱鬧起來，英文也忽然暢通了。我把攝影機放在旁邊，與其說是訪問，不如說是一班完全不認識的人，圍着一張枱吹水。

跟我談得最多的是 Dima。他去年去了荷蘭，最後選擇回烏克蘭，不是在荷蘭過得不好，而是找不到 belonging。他說這裏才是家，跟荷蘭的 Ukrainian diaspora 也有點格格不入，例如很介意有些海外烏克蘭人到今天仍然聽俄羅斯音樂。但問到當兵，他的答案又很現實。他還在讀大學，說自己到26歲才需要真正面對，希望到時戰爭已經完了，現在不打算想那麼多。

很喜歡這個矛盾，因為很真實。

我們從外面看戰時青年，很容易把他們想像成兩種人：一種是熱血愛國、準備隨時犧牲，另一種就是想辦法逃走。但坐在我面前的真人沒有這麼簡單。他可以因為找不到 belonging，而從安全的荷蘭回到一個正在打仗的祖國，同時又希望自己不用上戰場。兩件事同時成立。

坐在對面的 Andrii 是另一種人。他是上一屆 coordinator，現在在 think tank 工作。跟 Nazar 完全相反，他最懂講笑、搞氣氛、跟陌生人 connect，雖然已經沒有 coordinator title，全場最有 chairman feel。他談到戰後有興趣參與政治，甚至有成立政黨的想法。旁邊的 Victoria 剛剛開始學中文，懂得問我「你叫甚麼名字」。

令我意外的是，他們對烏克蘭政府一點也不客氣。

這班學生普遍不喜歡澤連斯基，有人批評貪污，有人直接叫他 demagogue。相反，他們比較欣賞被澤連斯基撤換的年輕國防部長 Mykhailo Fedorov，因為談的是 tech、drone、AI、改革和 transparency。這當然只是一張枱、二十個學生，不能代表烏克蘭全體青年，更不能當成民意調查，但至少提醒我們一件事：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不等於支持現任政府。

他們仍然會批評政府，仍然想像戰後政治，仍然相信下一代可以做得更好。這種 idealism，令我印象很深。曾幾何時，我們不是也有同一種想像？

我們也談宗教。Dima 本來是基督徒，後來愈想愈覺得宗教不 make sense：好人不需要是教徒，教徒也不一定是好人。另一邊的 Andrii 家庭信 Orthodox，但戰爭期間東正教強烈親俄，令他產生信仰危機，主動問同行的基督徒朋友 Protestantism，似乎在尋找另一套答案。同一場戰爭，可以令人質問「如果有神，為甚麼會發生這些事」，也可以令人因為世界太不確定，而更需要信仰。

最後談到烏克蘭最難解決的人口問題。問他們：幾百萬人去了海外，這麼多年輕人死在戰場，戰後怎麼辦？沒有人有答案。比較實際的說法，是希望像 Dima 一樣，更多海外烏克蘭人最後願意回來；他則笑說，政府乾脆立法規定每個女人生八個。在這股青春氣息中，假如晚上不趁戰時進行多些「愛國運動」，反而有違常理。

那一個小時，有久違的感覺。一個社會還有未來，不是因為年輕人對所有問題都有答案，而是他們仍然相信，答案值得一起找。只是心裏知道，這種場面，一生大概很難再在香港遇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