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Lviv ，訪問本地牧師 Michael，談及一些哲學問題：戰爭來到，一個基督徒究竟可以殺敵到甚麼程度，才符合教義？討論非常 inspiring。

自衛很容易理解。如果俄軍攻入自己的城市，保護家人、保護國家，當然必須拿槍反擊。那麼反攻呢？越過原來的界線進攻呢？如果對面的俄羅斯士兵同樣是基督徒，又怎樣？Michael 說，其實很多烏克蘭基督徒殺俄軍也會很興奮。再追問：那基督徒的界線究竟在哪裏？

他的答案令我記到現在，學到嘢：「每個人和神都有自己的 covenant，自己和神 deal 就可以。」

換句話說，他完全不用替另一個基督徒判斷，究竟這一槍應不應該開、殺這個人是不是罪、你的良心應該去到哪裏。「這是那個人自己和神之間的事情。」

本來預期一個牧師會給我一套 theological answer，例如甚麼情況符合 just war、甚麼叫自衛、甚麼時候武力超越比例原則，等等。結果，他把最終責任推回個人：教會可以講原則，但到了真正要扣扳機的一刻，是你自己面對神。

後來 Michael 又講到另一個實際例子。在烏克蘭，如果一個人真的因宗教信仰不能使用武器，原來是可以被「豁免殺人」的。只是被徵召並不等於甚麼都不用做，而可能改做 non-combat duties，例如煮飯、駕車。

我自然又問：那豈不是人人都可以說自己信仰虔誠，不肯拿槍？沿着 Michael 的邏輯，重點似乎應該不是「如何考核你的虔誠」。一個人是否真誠相信不能殺人，最終仍然涉及 conscience；軍隊當然有自己的制度和程序，但宗教上，他不覺得自己有資格走進另一個人的內心，替神宣布判決。

但回到現實世界，畢竟要可以操作的準則。於是，要申請豁免的不能是普通教徒，而需要提供證明，論證自己一生都是極端和平主義者，真的從不殺生，例如要有牧師、校長 reference letter，甚至可能要提供童年日記諸如此類。

其實，戰爭最容易令人把道德問題集體化：我們是正義的一方，所以我們做甚麼都是正義；他們是侵略者，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敵人。但 Michael 的答案，雖然有點取巧，但起碼保留了一個很個人的空間。

You deal with God yourself，已入notes，雖然是萬能 key，但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