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談及，和烏克蘭青年聊天時，問他們怎樣看烏克蘭政府，他們大都對澤連斯基非常尖銳。問到比較欣賞誰，一個名字反覆出現：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而他們喜歡費多羅夫的原因很「Gen Z」：tech、drone、AI、改革、transparency。

費多羅夫也不像傳統國防部長。他1991年出生，正好和獨立後的烏克蘭同年，沒有蘇聯軍官背景，很 clean，出身是 marketing 和 digital。2019年澤連斯基當選後，28歲的他成為數碼轉型部長，推動著名項目 Diia，概念就是「state in a smartphone」，把政府服務、證件、登記搬進手機。對一代最討厭蘇聯式官僚體制的年輕烏克蘭人而言，費多羅夫代表的是另一套政府想像，政府應該像一個好用的 app，而不是一幢排隊、蓋章、找人的大樓，因而深受歡迎。

全面戰爭後，這套矽谷思維又被他搬到戰場。正是這位費多羅夫直接在網上找 Elon Musk 開通 Starlink，後來又成為烏克蘭無人機大軍的重要推手。到今年出任國防部長，他繼續強調大數據、無人機、AI，嘗試把前線成果量化，哪些武器有效、哪些部隊有效，就按數據投放資源。

這種風格，對 Gen Z 非常有吸引力，不只是「科技很型」，而是現實：烏克蘭沒有俄羅斯那麼多人，不用大數據、高科技，怎辦？費多羅夫被撤職後，支持他的示威者說得很直接：烏克蘭人要的是「用無人機打仗，而不是用人命打仗」。

這亦解釋了為甚麼他和傳統軍方會有摩擦。烏軍總司令 Oleksandr Syrskyi 今年60歲，受過蘇聯軍事教育；費多羅夫只有35歲，穿T-shirt、講數據、AI和startup式改革。Syrskyi有真正戰場經驗，費多羅夫從未當過職業軍人，他們代表的軍事文化非常不同，不只是兩代人的思維對立那麼簡單。費多羅夫被撤職時公開說，他提出的改革不斷受到阻撓，澤連斯基則表示國防部與軍方之間長期存在摩擦，雙方都有責任。

另一個關鍵是貪污。烏克蘭年輕人不是只要一個識玩無人機的部長，費多羅夫推動 competitive tender、改革軍購、強調問責，碰到的，正正是國防體系最敏感的既得利益。支持者因此把「數碼化」和「反貪腐」放在同一套想像，相信流程愈透明、數據愈公開，中間上下其手的空間理論上愈少。

所以2026年7月澤連斯基突然撤換費多羅夫，年輕人的反響才會那麼大。基輔等城市出現罕見戰時示威，參與者很多是年輕人，一項隨後進行的調查顯示，61%受訪者反對撤換他，49%認為撤換會削弱國防能力。這不能證明「所有烏克蘭青年都支持費多羅夫」，但至少證明我在 Lviv 那張學生枱上聽到的，不是個別聲音。

更能說明費多羅夫性格的，是他被解職之後做了甚麼。他沒有等下一個官位，也沒有成立政黨，而是做回自己最熟悉的事情：搞 startup、找投資者。離開政府不久，他就去了美國，密集拜訪 VC、科技公司和投資者，希望把烏克蘭幾年戰爭累積的國防科技經驗，變成新產業。他提出成立一個大型國防科技投資基金，不只投資現有烏克蘭 start-ups，還要自己由零開始，孵化公司，集中做戰場機械人、interceptor drones、AI 導彈等技術。

後來他宣布，華盛頓之行已取得足夠資源。然後，他又成立了一家新的國防科技公司，第一個公開的投資者，就是 Palantir CEO Alex Karp。投資額沒有公布，但對一個剛剛被總統炒掉、只有35歲的前部長而言，離開政府幾星期，就可以走到美國科技及VC圈，找到這種級數的 backing，說明前途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