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的朋友見到我這樣一個外國人願意來，尤其知道我會拍攝、寫文章，自然很 practical：你既然「來也來了」，我就帶你去看；你願意訪問，我就找人給你訪問；你要了解戰爭，我就告訴你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最後有人願意捐錢、支援軍隊、幫助難民，當然更好。他們沒有不好意思，也沒有假裝自己不需要外界幫忙。

這一點，我很欣賞。

一個打了幾年仗、人口外流、經濟受創、軍人不斷死亡的國家，本來就需要別人幫忙。如果明明需要幫助，卻為了面子裝成甚麼都不需要，沒有甚麼意義。烏克蘭人似乎很 practical 地接受了一件事：我們要自己打這場仗，但不可能完全靠自己，所以要讓外面的人知道這裏發生甚麼。

令我舒服的，是大部分時間，這種宣傳意識沒有蓋過人本身。

軍牧很想我理解他的國家，離開 Rivne 那天，他反而幾次不好意思讓我請吃飯，覺得自己是 host，應該由他請。Inna 知道我喜歡一份餐廳 menu，人已經離開後，仍然替我走回去問，最後把本來不肯賣的 menu 拿給我，又替我找遺失的 microphone。Natalya 和我一句共同語言都沒有，工作五天弄壞了一部 Osmo，內疚得連工錢都不想收。Lviv 那班大學生沒有趁機向我背誦官方立場，反而坐下來就批評自己的政府、批評澤連斯基、談貪污，也反過來問我香港、中國和台灣。

我沒有把這趟旅程理解成大外宣。只是他們很希望有人 listen。

這兩件事，有一條很幼的界線。當一個人太急着要你接受他的答案，就會變成 propaganda；但如果只是很急着希望外間不要忘記他們的存在，那是另一回事。戰爭打到第四年，可以理解這條界線偶爾會失守。有時他們講得太多、太滿、太絕對，我也會在心裏打個問號。但整體而言，我遇到的人，大都拿捏得比我想像中好：起碼比大多數香港人好。

他們會告訴你自己的故事，也讓你問問題；希望你支持烏克蘭，但並不要求你喜歡他們的領袖；痛恨俄羅斯，但每個人對戰爭、兵役、宗教、未來，又有自己的答案。如果一個社會只剩下一套標準答案，我看到的，就不再是人。

出發前，本來說這趟旅程也是一次 soul searching。我不知道自己要找甚麼，也沒有期待一星期之後，突然得到人生答案。結果留下來的，是一大堆很細小的東西：一個澳洲士兵墓前的袋鼠、一份有32面國旗的 menu、一碗烏克蘭羅宋湯、一個湖邊的黃昏、一群忽然在街上一起唱歌的人、一個靠 Google Translate 跟我工作幾日的女攝影師。把看到的帶出去，大概就是可以替他們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