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城，與多年不見的捷克朋友 Marketa 吃午飯。她是一位學者，當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主持國際關係課程時，曾邀請她教授金磚國家相關科目，想不到留守在香港到今天的，反而是她。這次因為她兒子入讀曼徹斯特大學，難得有機會重聚。

我找了一間中歐風味餐廳 The Spärrows。餐廳藏在舊工業區，門口隱蔽得像貨倉後門，進去別有洞天，裝潢雅致。餐廳建議兩人點六碟食物分享，結果三碟已經吃得非常飽，令人懷疑是否專門為遊客而設。食物賣相遠比味道出色，但能在英國一個舊工業城市，與捷克朋友坐在中歐餐廳談論世界，也算是一種緣分。

我們自然談起香港。Marketa 仍然身處香港學術界，對近年的變化有不少觀察。她說大學教師普遍更加小心，自我審查已經成為日常，甚至有教授愛爾蘭文學的愛爾蘭教師，也會把一些與抗爭有關的作家從課程中抽走，又提到今天香港大學校園，普通話無處不在。

然後，她談起自己的祖國捷克。

在不少香港人想像中，捷克是中歐民主轉型的成功故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作家總統哈維爾，都是我們熟悉的歷史符號。然而，Marketa 對今天捷克的政治氣氛，似乎相當有保留。

例如她談到總統 Petr Pavel，年輕時曾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接受過軍事情報訓練，後來成為北約高級將領，再以支持西方及援助烏克蘭的立場當選總統。Marketa 很懷疑這位總統積極支持軍事援烏的立場涉及軍工利益，當然這只是她的個人判斷，但很反映她對捷克以民粹方式處理民主的警惕。

她說今天捷克的政治討論，愈來愈難容許多元立場，批評援助烏克蘭，可能立即被標籤為親俄、親共產黨；站在另一邊，又被指責為極右、納粹、法西斯。彷彿所有複雜問題，最後都只能歸納為兩個陣營。她認為，這種非黑即白的政治文化，本身就有極權主義的影子。

這番話由一個捷克人說出，特別值得深思。這些年來，我們在不同國家生活，對這種現象並不陌生。在演算法年代，人們愈來愈習慣用單一立場判斷一個人的全部，只要在某個議題上意見不同，就連對方其他方面的知識、經驗、善意，都不值得再理會。但現實世界哪有這麼簡單？一個人可以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同時質疑某些軍事政策是否有效；可以反對共產主義，同時不滿今日反共陣營的某些做法；可以珍惜民主，同時批評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這些立場並不矛盾，卻在愈來愈情緒化的公共討論中，被迫變成互相排斥的選擇。

Marketa 的說法，我並非全部同意。正因如此，這頓午飯才更有意義，也為我有眾多各式各樣各國各地的朋友，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