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24歲斯里蘭卡青年，在 Facebook 與人發生宗教爭論，發表了一段留言，十分鐘後已經刪除，並且公開道歉。原本以為事情就此結束，結果有人將留言截圖，翻譯成阿拉伯文，再向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僱主舉報，最終驚動當局。

這名青年叫 Anojan Sivarasa，是一名在沙特工作的工程師。2026年7月，他因涉嫌侮辱先知穆罕默德被捕，原審判監五年，罰款300萬沙特里亞爾，約80萬美元。檢控方不滿判決，要求按照伊斯蘭法處理，結果9月上訴，法院改判死刑。

整件事情，非常震撼，背後劇力萬鈞。

沙特近年銳意改革，並非沒有現代成文法律。例如2007年的《反網絡犯罪法》，已經規定了網上發表損害宗教價值等內容的刑罰，最高監禁五年。但沙特法律體系並非英國式普通法，也不是法國式大陸法，而是以伊斯蘭法為根本，同時存在大量現代成文法。當宗教法與成文法的適用界線不清晰，就出現同一行為在不同法律框架下，刑罰相差極大的情況。

諷刺的是，它發生在王儲MBS積極向世界宣傳現代化的「新沙特」。MBS 容許女性駕駛、重新開放電影院、大規模舉辦演唱會、引入國際體育賽事，希望將沙特由石油王國改造成全球旅遊、金融與娛樂中心。但社會生活放鬆了，不代表政治及宗教言論自由同步擴大，反而暗湧處處。

沙特的保守宗教傳統有深厚歷史。18世紀，沙特家族與瓦哈比宗教改革運動結盟，建立延續至今的政治宗教關係，宗教學者長期壟斷司法、教育與公共道德的話語權。MBS雖然削弱宗教警察權力，卻不可能取消宗教法在司法制度的地位。荷蘭智庫 Clingendael 與德國研究機構 CARPO 在2024年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沙特現代化的重要特色，是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然而MBS削弱了宗教人士的自主權，卻沒有根本改變瓦哈比主義的傳統。這解釋了為何沙特要一方面舉辦世界級演唱會，另一方面繼續保留極嚴厲的宗教刑罰，因為這是內部博弈。

類似案件並非第一次發生。2023年，沙特退休教師 Mohammed al-Ghamdi 因在 Twitter、YouTube 發表批評政府的內容，被判死刑，而他的兩個 Twitter 帳戶，分別只有兩名及八名 followers；死刑後來撤銷，改判30年監禁。另一名在英國列斯大學攻讀博士的沙特女子 Salma al-Shehab，因轉發女權相關帖文，一度被判34年監禁，經多次減刑後，於2025年獲釋。

今次案件還有另一層國際關係意義：當事人並非沙特公民，而是斯里蘭卡外勞。斯里蘭卡政府已派遣律師團隊，並由總統介入營救。但斯里蘭卡過去曾有慘痛經驗：2013年，斯里蘭卡女傭 Rizana Nafeek 在沙特被處決，即使政府及國際人權組織多次求情，仍然無法改變結局。

而在全球化年代，這種風險變得更加普遍。網絡言論可以被截圖、翻譯、保存，原本在一個語言社群內的爭論，可能被帶到另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之中，即使刪除帖文，也不代表紀錄消失。對普通人來說，最難預測的不是科技如何改變世界，而是自己十年前、十分鐘前，甚至已經刪除的一句說話，會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忽然被翻舊帳，而且有意料之外的風險。如果是二十年前，這個斯里蘭卡青年和人爭執本國議題，用的是泰米爾語，怎能想像會在沙特阿拉伯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