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會傳召匯豐CEO Noel Quinn出席聽證，為匯豐凍結流亡英國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的銀行戶口解畫。

表面上，這位CEO作出了四平八穩的商界論述：匯豐只是做生意，需要遵守世界各地政府的法律和執法機關的指示，同時不會評論個別政策。但又說匯豐在香港不只是為賺錢，它的存在也是在幫助香港人。

有趣的是，假如匯豐迴避一切政治表態，就不會引用「290萬香港人支持國安法」的「中國數據」，不會授權王冬勝簽名支持國安法，也不會以暴亂形容反送中運動。同一道理，要是匯豐在港英時代沒有政治表態，也不會安然渡過六七暴動。花旗銀行香港CEO有沒有簽名支持國安法？不言自明。

然而在英國角度而言，除非政府宣佈制裁香港，禁止所有英國註冊銀行在香港運作，否則很難影響匯豐決策。英國政府可以做的是列出自己的制裁名單，要求英國註冊的銀行配合，但一來美國制裁已經有有關內容，二來英國還要等待BNO後續的發酵，不會現在孤注一擲；聽證會也只是國會議員的姿態，和政府無關。

然而，匯豐要是真的對香港人存有「道義責任」，絕非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例如匯豐只能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指示，凍結許智峯的銀行戶口，但假如他在英國匯豐有戶口，理論上，特區政府就鞭長莫及。面對現在的嚴峻情況，匯豐是否可以推出港人開離岸戶口的優惠配套？從許智峯案可見，戶口凍了又解、解了又凍，是否反映裏面存在「彈性」，甚至在特區政府要求凍結戶口時，提出48小時寬限期，然後在期限內通知當事人把金錢轉走？

要做的，總有太多可以操作，問題關鍵只是，匯豐已經不敢有任何小動作得罪中國。但假如英國作出政策宣示，「鼓勵」英國註冊的銀行為香港用戶推出「全球金融逃生門計劃」，這方面的政策，抵銷了中方的壓力，匯豐再不作為，就難與歷史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