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與司法機關的博弈，也有很多殺著。總統除了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來影響司法系統在「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的平衡，也有「赦免權」。這權力直接由《美國憲法第二條》賦予，總統可特赦若干罪行，唯接受赦免者本人需認罪，總統亦需規定赦免範圍。

總統也有權縮短某正在服刑的罪犯刑期，宣佈聯邦司法程序暫時凍結，或審判延期等。只要有創意，還有很多權力可以跨界使用，例如隨著針對特朗普團隊的「通俄門」，當時特朗普領導的白宮內部也成立了應急小組，希望憑總統的行政權力，對司法部門的調查進行「反調查」。

軍事方面，理論上，也受三權分立的制約，但總統由於身為三軍司令，戰爭與和平，往往繫於一念之間。雖然在上世紀越戰後，國會出台了 《War Powers Resolution》，大幅限制了總統向海外派兵的權力。但9/11後，不但打回原型，甚至變本加厲：國會賦予了總統對「反恐」軍事行動的極大自主權，只要總統將海外目標定性為「恐怖分子」，他對美軍的海外部署、作戰指令，就不難繞過國會，直接下達。喬治布殊總統憑藉此權力，輕易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奧巴馬的大規模「無人機」打擊，也是依樣葫蘆。

美國總統也享受「行政特權」，可以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向公眾、司法機關公開特定信息。在不同環境下，總統對「國家機密」可以自行解讀，例如能否在社交媒體Twitter發放「國家機密」，就是不同總統很個人的演繹。這解讀同樣可能受法院審查，並有可能被推翻，例如尼克遜總統在水門事件中，一度拒絕向檢方提交涉案錄音帶，後來最高法院才裁定「行政特權」無效。但更多時候，總統自己演繹了甚麼是／不是「國際機密」時，例如和外國元首閒談、發放Twitter時，其他機關已經來不及反應。最高法院關於總統享有豁免權的最新判決，更是顛覆了之前的理解，正如我們曾經談及，要是水門事件今天發生，可能又變回「小事」一碟。

最後，美國總統有權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從而提升自己的管治權。內戰期間，林肯總統就是通過這一途徑，繞過國會對自己的限制，暫緩執行「人身保護令」；二戰期間，小羅斯福總統也以「緊急狀態」名義，對國內美籍日裔居民強制遷徙，也就是把他們搬到集中營。

其實，美國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總統在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後，擁有更大權力，每當如此舉動，事後都可能被司法審查。不過總括而言，是遠水不救近火。

總之，在憲法的背後，依然有大大的灰色地帶，供美國總統便宜行事。美國不少政府部門、自由派輿論對特朗普可能濫權非常擔心，不過平心而論，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其實還遠沒有完全行使他作為總統的全部權力，甚至連灰色地帶的中位線也未到達。不過如果其他機關對他的調查越來越著力，特朗普一旦當選，在灰色地帶的反撲，相信也事先張揚，會越來越激烈。那時候，我們才能更客觀檢視究竟美國的分權制衡原則，到了關鍵時刻，還有多大效用了。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 如果特朗普再次成為美國總統，會出兵保衛台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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