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談昔日鄭永年教授的「廣東模式」，到了今日習近平大權獨攬，為甚麼我們還需要閱讀？

我們先重溫相對與「廣東模式」的「北京共識」是甚麼。這是學者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一種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歸納，強調其有別於西方社會普遍認可、並著力推廣的「華盛頓共識」。鄭永年認為，「北京共識」這一提法極具意識形態色彩，不利於中國被西方了解，遑論接受。相較而言，鄭永年相信「中國模式」更具技術性特色，適合作為中國研究學術和政策討論的基礎，於是就以他筆下的「廣東」為代言。

其實叫甚麼名字都好，這個模式有不少新加坡影子，有一定國際經驗可借鑑。鄭永年相信「廣東模式」的三個面向同樣可擴展至中國，亦即他在《中國模式（修訂版）》提出的公式，即一個包含相對強大的國有部門的混合經濟模式，一個「黨權」集中、但「治權」存在開放潛力的政治模式，以及一個循序漸進的體制改革模式。

這些內容貌似眾所周知，其實如何內部進行有效監督，正是靠「治權」有開放潛力這一最有彈性的部分，因為內裏自然需要吸納不同持份者與利益集團，才能做到暢順。

這種模式，自然跟現代西方政經發展情況有別。但鄭永年認為正是這樣，才能解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對「我是誰」的回答，因這是讓外界得以預測中國行為邏輯，進而與中國互動的關鍵所在，因為一個模式必然會對外交也有影響。

正如廣東政經發展過程中嘗試黨政合一的制度安排，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政策制訂也明顯朝着集中化方向發展。例如習近平迅速組建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代表的外交決策機構，以及他親任組長的各類「領導小組」，無不為了集中此前分散各政府部門的外交決策權；無論是「一帶一路」這樣的大戰略，或是對港政策的「微調」，部分也源自這類體制改革。儘管西方視中國為威權國家及政府主導一切，但此前中國外交其實常被研究者批評各部各自為政，政策互不協調，不少政策在落實階段效果大減，甚或釋放自相矛盾的外交訊號，讓國際社會無所適從。現在一言堂了，是否更壞，就見仁見智了。

問題是習近平抄襲的，只是模式最封閉的一面。開放那一面，卻是全盤否定。

然而說到底，「廣東模式」的開放性，才是鄭永年眼中最值得推廣至全國的特點。我曾在《解構中國夢》一書分析，習近平時代外交將更積極以民族主義為容器，統合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人士對國家外交的能量，這一方面是「統一思想」，本來也是促使社會在可控範圍內擴大外交參與及反饋的手段，其實是民間智慧各取所需的實驗。目前中國社會變化萬千，新媒體平台發展迅速，民意的流動性及爆發性日漸加劇，對參與「公共外交」的熱情及對傳統外交政策的意見都比過往熱烈。

可惜最終發展方向變成絕對專制，本來的活路，就被全部堵塞了。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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