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選冤獄的指定國安法官們，固然肯定留「名」後世，而他們判決的過程，自然又肯定收到 briefing。但判決的一些出人意表的邏輯，還是很能說明另一些令人寒心的現象。

從判決可見，法官基本上對所有被告的反應都不怎麼理會：辯護也好，合作也好，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根本懶得理會，懶得深究，難得思考。而且整個所謂「案情」的焦點（爭論誰參與多少），和他們判決的焦點（誰是誰），也有明顯落差。法官一刀切定義了三個準則：

1. 所有參與的人都是「積極參與」，所以沒有人可以落入單純「普通參與」那個 category（可能不過因為普通參與監禁三年以下，現在已經「坐突」，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這種史無前例的荒謬）；

2. 所有政黨領袖、現任或前任立法會議員都被認為處於領袖角色，無論他們在這件事的參與多或少，這種「title本位」思維，就出現了民主黨時任議員黃碧雲本來已經成功保釋、被普遍理解為非常低度參與、現在卻被重判六年半這種沒有人想到的刑期；

3. 《港區國安「法」》 那些中國大陸式創意「法律」條文，例如甚麼「主動終止犯罪行為」會得到減刑之類，基本上都沒有被應用；普通法作為「控方證人」（污點證人）會獲得的大幅度減刑、甚至撤控的慣例，同樣沒有被應用。無論當事人怎樣積極表示「悔意」、勸告組織解散、指證其他人、乃至配合政權需要講和做的一切，all doesn''t matter。

似乎法官要表達的訊息，就是這樣：我們都是「打份工」，上頭說要重判，而條文又是這樣寫，無論誰坐在這個位置，都是要「依法」這樣判。但我們只是「法律工作者」，不懂政治，所以只能一刀切機械化判刑，對任何政治因素都不加考慮，因為如果有政治訊號要對某人怎樣判，我們已經有恆常溝通渠道接收指示。國際社會看見我們只是機械的螺絲，就會明白我們也只是「打工仔」，議定制裁名單時，就會網開一面，我們一些西方法律同行也會這樣為我們辯護。

用專業的語言、包裝，去行暴政之實的同時，還要嘗試自居清白，這是平庸之惡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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