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美國總統拜登競逐民主黨總統代表的現任美國民主黨參議員Bernie Sanders，被視為美國左翼教父，他日前在《Foreign Affairs》撰文論述自己的外交官，可視為極左一翼怎樣看待對華政策的指標，因此引起高度關注。他的文章重點如下：

1. Sanders 表示對美國現時面對中國問題上，國內急速達成共識的「零和取態」感到擔憂，認為國內現時出現一種「民主與威權主義之間的衝突」。他指出美國應該承擔起民主大國的責任，向世界展示民主，而不是通過敵意和恐懼所建立的民族團結，來做成更大對立。

2. 他強調他才是最早警惕中國威脅的人。他認為美國現時完全顛覆過去20年對中國的取態：美國在2000年，曾堅信隨著對中國開放市場，自由主義會進入中國社會，從而對中國的民主人權產生影響。然而事過境遷，美國主流意見已由對自由貿易過份美好的想象，到「過份擔心」變得更富強、專制的中國。而早在20年前，他已經反對和中國簽訂不同貿易條約，認為中國的無底線低薪會令大量美國勞動人口失業。最終在20年間，美國多達二百萬份工作消失、超過四萬間工廠倒閉，令特朗普打著反對自由貿易政策的旗號成功當選，同時帶來分裂的民粹主義。所以他認為自己路線正確。

3. 但面對主流意見逆轉，Sanders卻覺得過猶不及。他同意中國在自由、民主、人權等方面每況愈下，並正在走向威權，也提及西藏、香港、台灣、新疆等議題。但他認為現時美國因此對中國進行零和取態，並以敵意和恐懼建立的民族團結，不會令中國改善表現，相反在政治上適得其反。他以9/11之後的反恐戰爭為例，美國一度建立了仇恨蓋達的共識，但最大受害者是美國的穆斯林和阿拉伯社群。Sanders警告現時在美國出現對中國的「無理恐懼氛圍」，已經形成一股仇亞現象。

4. Sanders認為現時國內的威權主義將對民主構成威脅。他指出政府應該透過解決人民的需要，例如住屋、教育等，重建對政府的信心。他指出此舉更能提升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力，亦同時滿足人民。他又提到美國應該承擔民主大國的責任，向世界展示民主，拜登推行全球性的最低公司稅就是一例，並提出需要長遠推行全球最低工資，以改善全球人民的生活，協助貧窮國家加入全球經濟體系。

5. Sanders總結中指出，相信美國現時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公平的全球體系，但國家盲目透過敵意和恐懼建立民族團結，對長遠發展並不健康。他一來自然是批評特朗普過去四年的政策，但同時亦提醒不少正面對中國威脅的政體（特別是台灣），應該先顧好國內民生，否則只會本末倒置。

表面上，任何懷疑「新冷戰」的論述，都容易被視為軟弱。但Sanders這篇文章值得仔細思考，因為一旦中美出現進一步衝突，美國國內極左派會否以政治正確之名拖後腿，往往是成敗關鍵。

從這篇長文可見，Sanders並沒有懷疑中國正挑戰美國核心價值，只是認為美國要是不能改善民生，也不能回應中國的挑戰，因此應該在國內、國外大撒幣，同時逼使中國制度上回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去保障中國工人，否則中美貿易就是弊多於利。他反對的是在國內針對少數族群的獵巫，而不是認同中國在捍衛第三世界利益：對極左份子而言，這已經是「進步」。一旦中美開戰，左翼自然不可能不搞「反戰運動」；但假如他們能被說服戰後能「改善全球工人權益」，卻又不是不可能高舉「國家利益為重」牌。

如何爭取美國左翼的支持，中國過去下了大量苦功，這方面是值得香港人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