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下，連學界辯論比賽的題目，也要紛紛自我審查。而辯論的基本技巧：把例子推向極端，去論證邏輯的荒謬，在這個荒謬時代，也不會被容許。真理越辯越明，但「新香港」太多東西是「沒有討論餘地」，日後人們的獨立思考，大是疑問。

雖然我討厭說話，但正因如此，我在中學時算是辯論校隊，回港後也不時擔任辯論比賽評判。坦白說，這是眾多「社會服務」當中最享受的其中一種，因為可以重拾那些年的時光，也因為可以近距離觀察到新一代風格的改變。香港是自由市場，有供有求，近年不少學校都請了全職或兼職辯論教練，坊間也有辯論組織出現專業化營運，和我們當年的業餘性質，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還記得在2020年，當聯校中文辯論決賽的評判，那一次的經歷相當難忘。辯論題目是「香港需要革命」，其他評判印象中包括石永泰、梁家傑、區諾軒、林溢欣等，台下一些前辯員現在已經流亡海外。雙方隊員自我介紹時，幾乎一律以「八字真言」作結，旁人可以輕易感受到那種氣氛、那種青春，還有那種無須言明的共識。至於辯論內容，其實也很有趣，畢竟國民教育老是說「不能討論」，只會把禁忌變成神聖，但奈何未來就是這樣的年代。

就像「日本對1900-1945年中國利多於弊」，根本是我讀書年代就已出現的行貨考試題目，怎樣也想不到，現在居然也變成政治不正確。其實就算溫和一萬倍的題目，例如「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比美國民主制度優勝」，反方同學是否就全體違法國安法？

剩下來還可以辯論的，就只有「灣仔天橋底紅綠燈延長三秒利多於弊」，人才的思想被局限至此，還怎會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