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和不少從牆內出來「放風」的朋友聚舊，他們昔日都被歸類為「淺藍」光譜，認同同樣的舊香港核心價值，不過既得利益深陷建制之中，只能夠期望一切沒有那麼瘋癲。對「新香港」的現況，他們比離開的人、躺平的人更多流露不甘心，因為他們認識的建制本來不是這樣的，甚至認識的北京本來也不是這樣的。一言以蔽之，引述其中一位的話，「一國兩制就咁死得不明不白，真係唔甘心。」

我經常認為結構比人重要，但他們傾向認為就算是這樣的結構，人也依然很重要。這一個說法，如果參考一些實例，卻也不能完全否定，但也不能完全成立。就舉平安夜莫名其妙的新一輪通緝令為例，就令人思考到很多：

我想任何人都會輕易得出以下結論：這類通緝除了反效果，沒有任何意義。對要恐嚇的人而言，要噤聲的已經噤聲，要繼續的早就做好準備，在自由世界反正不可能、也不需要滅聲，否則海外中國大陸自由派就不會自成一角永續下去。

本來通緝、懸紅是非常嚴肅的事，就算是其他國家通緝他們的政治犯，門檻也很高，但現在「新香港」卻是用葉繼歡級別的懸紅，通緝社交媒體出一個 post 的素人，而且又擺明車馬不可能有任何效用，只會淪為國際笑柄。

更奇怪的是「新香港」政府一方面說希望經濟復常，恢復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算不可能達到，邏輯上也不應該「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算有些國家真的希望配合，看見這些永續的懸紅，未免太難自圓其說。如果「以結果為目標」，這種極左行為才是真正摧毀香港。單論功利主義，早就應該瘋癲一兩年後略為鐘擺回去，故作姿態，去「為國家利益服務」。

但說這完全是人的問題，卻又不盡然。綜合不同資訊，與及我認知的一些操作，大概可以推敲出以下情況。

北京也好、「新香港」也好，體制內尚存的正常人都希望極左路線早日終結，但誰可以決定？制度上，當然可以由政府內部、或北京駐港人員建議，但在「寧左勿右」的氣氛中，沒有人會有勇氣、能力直言，因為「制度」已經很成熟，一說一些人話，背後的暗箭，保證接踵而來。制度上，最應該建議「到此為止」的是市長、黨委書記，但他們一來已經沒有決策權，二來自己正是極左路線的既得利益者，三來就算有勇氣內部發一些聲音，也同樣要擔心自己隨時中箭，反而一切詐傻扮懵、「按既定方針辦」，對自己而言，才是唯一安全、自保之道。

本來再上一級，例如港澳小組的負責人，也可以輕易傳達「勝利結束鬥爭、一切以恢復生產力為剛」之類的指示。但現在的體制，已經沒有了這樣的人。我們可以比較六七暴動，多麼不理性癲狂也好，但傳到了中南海，就算是文革中的周恩來，理論上權力被不斷制約、挑戰的總理，也依然可以反覆傳令讓暴動降溫。當時的決策過程，大概是周恩來提出了方針，毛澤東如果明確反對就會明言反駁，否則就會同意，極左路線例如江青等的意見是用來制約、參考。毛澤東依然是一錘定音，但起碼在他沒有反對的時候，相對務實的一派還可以正常決策。

現在，卻完全相反，因為連周恩來這樣的角色也失去了。除非是習近平親口說改變，否則無論怎樣暗示，下面的人只會裝作「領悟能力低」、不明白，以免承擔責任。以往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還會有一些人負責搭下台階給最高領袖，但現在連這些角色也不存在。

習近平是否不會明確表態改變？並不是。例如武肺疫情封城之後的突然解封，要不是他親口決定，其實沒有人可以改變。但這個例子的內容相對簡單，簡單到小學教育程度都可以理解，但如果涉及經濟，卻很難期望鬥爭思維主導的習近平給予明確指導方向。香港議題早就變成了經濟、外交議題的一環，要習近平親口鬆綁，改變的就不只是香港。本來可以是很簡單的一個訊號，但在這樣的體制，人人都知道不應該這樣，偏偏就是這樣下去。

用這個角度看，確是有點不甘心。

記得看過一個角度研究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認為日本侵略鄰國的大方向固然不可避免，但好些升級的關鍵決策，其實都是類似的官僚溝通過程造成：日本天皇有能力一錘定音，而且當時也有實權，但只會發出模稜兩可、讓臣下推敲的「玉音」，而且日語對尊卑的講究，又會令模糊之處往掌軍權者方向飄移。結果，每一個決定的溫和聲音都失去了作用，最終決策者越來越脫離現實，終於由小悲劇變成大悲劇。

似曾相識？

▶️ 鍾劍華：國安警約談，居然因為烏克蘭戰爭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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