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考古學者 Naoise Mac Sweeney 新作《西方是什麼？》，以我們熟悉那位一手摧毀香港的前市長林鄭月娥作為最後一章的研究案例，這本身其實是合理的：

香港自然是一個研究東西文明如何交匯、衝突的一個完美例子，一個「torn state」；林鄭月娥也的確是曾經嘗試擁抱兩種文明、結果卻「兩頭唔到岸」的一個「torn individual」。但其實隨便找一個香港人，無論是曾蔭權還是梁振英、何韻詩還是陳百祥、你還是我，基本上都可以成為案例。究竟林鄭月娥這個案例是否必須出場，就要看作者分派她擔任甚麼角色，這就涉及她對中國在「甚麼是西方」這個大命題的認知。

作者認為，「西方」在不同時代都有不同定義，而我們今天熟悉的定義，其實都已經不能自圓其說。例如說「西方」傳承自希臘、羅馬文明（這是她的研究強項），要反駁就可以輕易找出其他文明也是深受古希臘、羅馬影響，而在希羅時代，其實主體性包含了今日的非洲和中東，根本不能簡單稱之為「西方」。

另一個例子是在百多年前（大英帝國全盛時期），「西方」以種族、宗教自我定義、自我標榜，但現在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很多「西方」國家都是移民國家，早就沒有多少純種白人存在，很多「西方」領袖都不是百年前定義的「西方」人。至於在冷戰時代，「西方」則以民主自由的捍衛者自居，但現在前共產國家都奉行資本主義，也開始和數百年前的「西方」一樣暴發，甚至民主也很可能選出「反西方」的領袖。

結果「西方」好像甚麼都是，其實又好像甚麼都不是。

作者認為，現在的「西方」陣營，主要面對三大其他文明體系的挑戰（這有點像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但這三大體系提供的大歷史論述，都截然不同。

首先是伊斯蘭世界，特別是過去二十年積極挑戰「西方」的激進伊斯蘭勢力，例如拉登的蓋達組織，或在敘利亞、伊拉克邊境一度「立國」的「伊斯蘭國」（ISIS）。這些勢力根本否定現代主權國家體系，要麼認為根本不需要國家，要麼認為自己應該復刻「哈里發國」，以世界各地為「行省」，明擺著要挑戰「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

然而激進伊斯蘭勢力挑戰「西方」的論述，卻是對「西方」主流定義自己的論述照單全收，然後直接將這個論述妖魔化。例如西方文明強調十字軍東征，激進伊斯蘭文宣就會污名化十字軍，但其實兩者建構的世界觀是高度一致的，只不過「正邪」顛倒罷了。

這位學者認為俄羅斯對「西方」的挑戰，則採取了另一種論述策略。這種「俄版大歷史」大體承認主流「西方」論述的歷史部份，然後和 Anglo-Saxon 文明、天主教或新教國家去爭奪「真正」的「西方」道統，認為羅馬、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個羅馬」就是聖彼得堡（或莫斯科），「西方」文明的真正流向是由西向東，所以今日的俄羅斯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傳人。普京入侵烏克蘭之時，對這個「俄版文明大歷史」大肆宣傳，去合理化為甚麼烏克蘭「自古以來」屬於俄羅斯一類史觀，認為俄羅斯的復興，屬於「西方」文明主導權的「東升西降」。

作者選擇的十四個案例，很多都是用來 debunk 甚麼「不是」「西方」，卻沒有詳細講述上述兩個文明體系代表人物對今日「西方」主流論述的挑戰。如果第三種挑戰（來自中國）有自己的案例 Carrie Lam，似乎前兩種也應該挑選兩個代言人，全書結構才見對稱。不過在這類書籍選擇案例是有學問的：要麼作者要對案例非常熟悉（例如前半部的考古案例），要麼這些案例相對少人認識，否則就很容易出現硬傷。如果要選擇，理應請來建構俄羅斯「歐亞主義」的普京「國師」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與及蓋達的拉登、或建立「伊斯蘭國」的巴格達迪，然後才輪到林鄭月娥出場，就更有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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