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什麼？》最後一章以林鄭月娥為「案例」，是為了說明今日中國對「西方」的挑戰，和伊斯蘭教、俄羅斯的挑戰有何不同。由於作者 Sweeney 是考古學出身，她的切入點自然有自己的職業偏好，也可以填補傳統中國研究學派的不足。

她認為「西方」的概念既然人人可以建構，伊斯蘭教的回應就是直接採用「西方」的現成概念，再將之樹立為對立面；俄羅斯的回應是爭奪「西方」的正統話語權，自居「真正」的「西方」文明傳人。這兩種回應，都默認了文明之間是會交融和衝突的，總有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集。

如果林鄭月娥是服務這兩種政權，她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多少還有一些作用。

但 Sweeney 認為中國的回應，卻是兩者之外的「第三道路」。而中共建國以來的回應，又以習近平上台以來出現明顯質變。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採取比較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假定人類的歷史進程是線線（linear）的，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無分國界、無分地域，只有先後、快慢的差別，而最終都是走往同一道路。

基於這樣的史觀，共產黨本應是民族主義、主權國家這些概念的對立面，理應更看重階級，「世界人民大團結」、「無產階級大團結」。這樣的史觀雖然 rigid，卻反而接受不同文明之間會相互影響：反正最終目標的烏托邦都是世界大同，怎可能最終不融在一起？那之前又怎會不逐步互相融合？

在習近平時代之前，中國大陸反而有不少官方認可的學術研究，講述中國和「西方」文化如何交流；就算是「百年恥辱」也好，那也是一種「交流」，並沒有抹煞像馬可孛羅、利瑪竇這樣的歷史角色。中國民間甚至盛行一種觀點，將所有古代文明都追溯到同種同源，通過考古論證古埃及、古巴比倫和中國，已經有了往來，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響。

作者認為香港作為中國和「西方」的交集模範，在上述大論述之中，本來還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而林鄭月娥作為兩種文化合體的代言人，本應也有所發揮。這也是我們這代人習慣的舊香港故事論述。

問題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原來已經改變了官方能夠接受的歷史大論述方式。

必須承認，這方面作者以她的專業背景，觸角是非常敏感的。她認為習近平將「國情論」上升到一個扭曲歷史證據的高度，去服務自己的「中國夢」。具體而言，就是否定了不同文明之間會互相交流，反而強調每個文明體系都應該相互區隔。中國官方倡議了不少所謂「文明對話」，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將每個文明的邊界固化，讓今天現存的主權國家直接承繼不同古代文明，而不讓這些文明的繼承權溢出於這些指定繼承國之外。換句話說，今日伊斯蘭教對「西方」的回應是將之污名化；俄羅斯的回應是爭奪道統；中國的回應卻是不屑一顧，完全不理會現在「西方」已經成為共識的那一套普世價值，乾脆另起爐灶，「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

這種論述的目的之一，就是切斷今日美國、英國對希臘、羅馬等文明的繼承權，從而弱化「西方」領袖自身的文化認同和自豪感。因為只有小國希臘、意大利可以代表這些古文明，而今日可以直接承繼古文明的大國，就只有中國。

另一個目的，就是在話語權之戰完全掌握主導權，完全無視現有的所有成文國際法、與及不成文的行為準則規範。既然每一個國家都有獨特「國情」，每一個文明體都是獨立個體，相互之間只能「對話」、不能融合滲透，就可以大條道理拒絕民主、自由等等「西方」價值觀。至於中國滲透西方的工程，則完全是利益主導，以力假人，只要弱化了「西方」的制度自信、價值自信，讓「西方」人自己也不相信普世價值可以傳播開來（這裡作者明顯影射特朗普路線），中國就是最大贏家。

在這樣的中國體系之內，「林鄭月娥們」對西方的認識就一無是處，自然被廢去武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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