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的關鍵人物，從來是他的助手Mark Simon。北京認定黎智英代表美帝，很大程度上，起碼根據公開證據，也和這位Mark Simon有關。我們自然不知道內情，但根據公開資訊，或能考證一二。

Mark Simon一批私人電郵曾在2014年佔中期間流出，反映他長期是「有關方面」的監控對象。當時是為了證明黎智英有金錢支援運動，同時也對Mark Simon的背景進行了起底。然後，他接受《南華早報》訪問，那是外間對他最了解的一次。

根據北京文宣，他是CIA特工。但根據他本人透露的資訊，只是他的父親曾在CIA工作35年，他本人則是剛畢業時，在美國海軍當了四年分析員；此外，在「被曝光」的求職信，他也透露曾在CIA當intern。這種經歷，在北京上綱上線的習慣看來，自然相當可疑；但在美國，一個（以外交馳名的）Georgetown大學畢業生，走到政府當intern、研究員，實在十分正常，而CIA對美國公民，也會走到大學公開招募。根據西方邏輯，單是上述這些，自然不足以論證Mark是特務。

另一重點是他的龐大社交網絡。相信Mark Simon父親的35年CIA生涯，應該累積了一定人脈，而Mark Simon作為共和黨員，似乎也把美國右翼政商關係網的社會資本，作為自身最大asset之一。他加入壹傳媒後，當上共和黨香港支部的副主席、主席，雖說只是social club，卻是拓展人脈的最理想平台。當時他已是黎智英的全職員工，根據一般潛規則，他在共和黨建立的網絡，自然也會「過戶」給老闆。他當共和黨支部主席的有關開支是否「claim公數」，在北京眼中十分重要，但其實無論有沒有claim，背後的潛規則，都錯不了。

外人最難測度的是以下部份。Mark Simon能接觸的共和黨高層層級，畢竟遠高於香港支部，例如他曾安排黎智英和喬治布殊時代「Big 3」之一的Paul Wolfowitz（曾任國防部副部長、世界銀行行長）見面，二人後來還一起訪問緬甸，會見最高層；曾競選副總統的佩琳，是她安排會見香港泛民議員；黎智英最近一次訪美見到副總統彭斯，據說也是Mark Simon安排。在北京看來，這超越了一般lobbyist的網絡，更似是由上而下的一條線。然而在華盛頓K街，卻頗有全職lobbyist靠安排見面為專業技能。真相，我們自然不知道。

Mark Simon據報處理黎智英的大量財務，包括對香港各界人士的捐獻。這就是最敏感的事。假如北京憑上述蛛絲馬跡（或其他我們看不見的資訊），落實Mark Simon的「美國特務」定性，任何直接、間接接受過黎智英捐贈的人和組織，理論上，也足以觸犯國安法。黎智英的捐款，是否100%來自自己，也唯有Mark Simon能說清，但他大概再也不能返回香港。而在新冷戰時代，美國其實也開始這樣抽出在美華裔疑似間諜，背後真真假假，無人能知。

但重點中的重點是：香港從來沒有這樣的法律，港英時代沒有，回歸後也沒有。香港人從來沒有這樣的sensitivity，一切法律容許的，自然不覺得不尋常。無論Mark Simon是否「特務」，一般和他接觸的人，都沒有任何意識要「避險」。現在忽然搬龍門，而且是在完全沒有諮詢香港人的前提下搬龍門，新龍門卻把這類瓜田李下，定義為終身監禁的最重罪，雖說「沒有」追溯期，但有心裝無心，當捕風捉影成為常態，只會令本來正常不過的國際交往，一併失去。

這就是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