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路過溫哥華、多倫多，探望了不少朋友，這幾年各有不同際遇，加在一起，彷彿是這幾年港人的縮影。

A 是移民加拿大超過二十年的學者，本來對香港的聯繫已經很淡，也不大喜歡香港的工作環境，所以才及早移民。因為2019年的事，她不忿警暴挺身而出，成立了一些加拿大港人網絡，支援了好些事，但坦言已經完成階段性工作，現在不應該為存在而存在，有事依然會幫忙，但希望大家如常工作，不要整天有香港人的包袱，才是王道。由於她從來不屬於香港的江湖，對香港人社群的大量是非感到 cultural shock，更令她知道「適可而止」。

B 移民加拿大也差不多二十年，參與援助離散港人的工作更多、更結構性，也因此成為另一些「結構」自己定義的「競爭」對象，受到的滋擾不只是個人層面，而涉及了組織、機構。她作為半個「竹昇」，感到非常詫異，因為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方，用零和遊戲的心態競爭，都沒有任何具體實質得著可言 ---- 除了個人 ego。那究竟為甚麼？殊不知道，舊香港的政治、社運圈子唯一可以「爭奪」的東西，就是 ego，此所以一直很嚇怕正常人參與。她的回應是儘量將香港人議題融入加拿大的本地結構，減少和「純香港ego體系」的可能接觸，以免被捲入泥濘。

C 移民加拿大十多年，在大學任教，本身很少參與加拿大港人事務，除了偶爾出席一些港人社交活動，基本上是很單純的在地學者，對自己的工作有抱負、有追求。不過在淡淡然的香港情懷背後，他的學術文章也會使用香港案例作為 case study，而他的上一代非常熱衷香港 YouTube，所以對香港人圈子發生的事，其實也有一定認知。雖然不屬於「圈子」，但如果香港朋友私下需要幫忙，也會義不容辭，只是會很清晰知道甚麼是力所能及、甚麼是低調，不會越過那一條個人時間、風險的線。

他/她們放在昔日香港人的光譜，都是中產精英，由中黃、淺黃到淺藍的存在，共同支撐了舊香港的社會主流；而我的主要圈子，正是這些朋友。其實我和他們一樣，有很強的組織恐懼症，也很怕那個江湖的泥濘，本來也一直避免台前的參與，從來都是幕後自在得多。但我一直深信，只要這些圈子的朋友可以維繫，而且一定是用非政治性的方式維繫，香港人的元氣就可以保住，包括下一代的網絡也可以確立，因為，我們從來都是這樣相處的。我依然深信，到了關鍵時候，從來都是這些 informal network 可以發揮最大效用。

至於遇到的其他朋友也各有故事，明天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