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談這次在多倫多、溫哥華重遇的香港朋友這些年的概況，繼續充實早前談論的浮世繪。

D 是香港的本土派，曾經很影響了一批人，到了加拿大首先要克服的心理障礙，自然是本土主義的「身土不二」和移民如何理順；最終也和余英時教授一樣，得出「我在哪裏、哪裏就是香港」的結論。

然而理論層面是一回事，面對全新的世界，自然每日都充滿反思：究竟中共以純高壓方式瓦解港人身份認同的手腕能否成功？就算這一代能有所堅持，下一代離散港人的後代又如何？其實，到了這個關頭，甚麼派、甚麼系的想像已經大同小異，唯一可以看到當年茶杯裡風波（論戰）的現狀，已經變成勉強用特朗普來分門分派。但今天沉醉在社交媒體二元鬥爭的，其實都不是青年了，反而是那些昔日未有機會全情投入的老人們。對早就參與、也早就厭倦這個遊戲的他們，反而看見更遠的地方：也許是長大了。

E 本來是香港的主流才俊，移民加拿大後，和太太有截然不同的心境：一個非常享受從頭開始的新生活、海闊天空的新環境，另一個卻對香港的薪金、便捷、親友非常不捨。於是他們每天都在最後通牒和堅持下去之間搖擺不定。

究竟移民是為了理想、為了甚至還未出生的下一代，還是對自己在香港開始停滯的事業的一種逃避？究竟回港是為了熟悉感、以食住行，還是對任何其他環境都缺乏適應能力的避風港？世界從來不是非黑即白，這類問題攤開了討論很傷感情，隱而不發卻又可能瞬間爆發。幸好他們對下一代不能在「新香港」生活有高度共識，只要有一點共識，其他一切都好辦。畢竟他們的價值觀並沒有甚麼不同，差異只是容忍程度；其實，所有香港人所謂黃、所謂藍，真正的差異還不是大同小異？

F 是香港知識份子，因為2019年一個偶然的參與而失去了工作，來到加拿大後要養妻活兒，做起了一切可以做的事。但因為自覺犧牲了很多，他對弘揚香港文化的堅持，反而比很多昔日台上的風雲人物更著緊、更堅定；也許擔心要是沒有了最後的信仰，就甚麼也不是。大概因為這種情結，他是我在加拿大的新朋舊友當中最辛苦的一人，心境、身體都有點五癆七傷，乃至到了我見猶憐的地步。

看見他，感覺「香港」就像一場無休止的接力賽（這是年前訪問夫子劉銳紹先生的形容），每一個人都總有忘我參與的階段，也總有中途休息的時候。最忌剎那間燃燒了所有，就無以為繼，過猶不及；反而處於半隨緣、半積極的中庸之道，才是非常「香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