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大公報》接連文革式批鬥李嘉誠，有網民半惡搞地用上典型抗爭口號，打出這句話：「我們都是李嘉誠」，實在喜感十足。回到現實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我們自然都「不是」李嘉誠，但其實有一個悖論我曾經想了很久，這卻是一個好時機去分享。我們經常以「財務自主」為人生目標，老掉牙的問題卻依然有其智慧：金錢真的能換來自由嗎？如果連李嘉誠都不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種自由又可以怎樣達到？

我認識不少富人，不同級別的財富都有，反正都是我十輩子不可能達到的數目。他們自然可以過各種有錢人才能過的生活，出入名車司機代步，頭等客機、甚或私人飛機旅遊，甚麼地方都有特別通道，外出住的是總統套房，出沒的會所非常 exclusive，在不同地方都有豪宅別墅，自己家中彷如後宮，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但這一切，卻不代表他們比一般人自由。視乎我們對「自由」的具體定義，他們在很多層面的自由所享有的，甚至可能不及一般人之萬一。

在「新香港」，自然沒有人可以暢所欲言；但就算在相對有言論自由的舊香港，富豪也很少可以對人對己「盡訴心中情」，或「我手寫我口」。Elon Musk 的言論自由是特例中的特例，正如他的財富是地球的特例，否則一般富豪的發言都會非常小心，因為風吹草動的後果很嚴重。更普遍的是他們根本被自己公司的公關剝奪發言權，在公眾場合只能讀稿，私下見面也只能步步為營。

要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富豪更不用說。無論心底裏多麼嚮往民主自由，接受怎樣的文明教育，對京官的嘴臉私下多麼看不起，平日都需要做出最小粉紅、最腦殘的行為才能自保。表忠的頻率和厭惡性，與及「收電話」的次數，都和身家的豐厚度成正比。

受制於極權，固然因為和我們一樣，都有人質、物質在政權手中；只是他們的人質、物質多得多，不安全感也就強得多。以往我們的 common sense，自然是擁有越多資產、越多公司、越多物業、越多不同範疇的投資、越多人脈、越多才多藝......，越「好」，越安全，越能對沖風險。但其實在現在的社會潛規則，卻是剛好相反：反過來說，每多一點東西名下持有，就是多了一點把柄，軟肋越多，被控制越容易，因為每一條軟肋都可以散播恐懼。

這就像公務員的名言「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富豪其實也進入了「多賺多捐、少賺少捐」的「次共產時代」。問題是，如果每日的思考模式都是 defensive 的自保，保本保命，和賺錢的資本主義根本背道而馳，又怎能有心全力創富？

富豪在物質層面可以盡情享受，沒有人會質疑這一點，但卻不可能感受到任何正常人的娛樂。他們不可能自己一個人或約朋友走到茶餐廳、戲院、商場、大排檔，除非是包場、或整個地方收購，也就是永遠不能感受到文化最 original 的一面。他們在鬧市出現時，必須有保鑣陪同，很擔心被偷影、乃至被綁票，可謂毫無行動自由；要是不斷出現在同一地方，又可能會惹來政商界的種種聯想，又或被以為是否正在包養誰。用數學概念計算，在地球，他們能夠自由出入的地方，其實來來去去就是那些會所，反而在絕大部份地表上的土地，卻根本沒有自行踏足的自由和權利。

某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坐牢，名叫「畫地為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