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本來在香港從事公關工作，和政治沾不上邊，但因為2019年一個偶然的際遇而深入其中。到了加拿大之後，也一度繼續這方面的公開活動。慢慢下來，這位朋友開始發現自己不能適應，覺得政治、社運圈子的人的自尊太強、太多無謂的爭鬥，和從前商界倫理大不同。而每日要應付這樣那樣的瑣事，弄得自己很不開心，加上又要回應廣大網民的各種白卡和 haters，一時間，彷如跌入了深淵，不禁懷疑人生。

但自從想通了自己擅長的角色，不再承擔這類工作，做回自己擅長的事，和一些煩惱 cut off，卻又瞬間豁然開朗，而且對比下，更暢快淋漓。這位朋友的感受，不是要否定任何崗位的重要性，而是發現了每人都要清楚自己的分工，才能適人適所。香港議題一定有各適其適的獨特崗位，不要強己所難，做吃力不討好的事，相信這是不少海外素人2019年後的覺悟。

K 是香港健筆，筆下閱人無數，到了加拿大卻始終難以發揮。畢竟從前的工作高薪厚職，到了海外，論待遇、論意義、論專業、論過癮，都不可能相提並論：或許，這就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他希望把所見所感化作小說發表，但隔行如隔山，小說界的潛規則又是另一個世界，還不用說不可能糊口。他也明白未來近乎不可能再找回昔日同一工種的同一薪酬，無論是否人在加拿大，也需要未雨綢繆，才能回應人工智能、新媒體時代的新崗位。既然移民要適應、科技的「時代革命」也要適應，何不一起來，對自己作出徹底的改造？

L 則是移民溫哥華多年的商人，八九六四前後到步，曾積極參與當時的海外民運聲援，然後在九七前後一度回流香港賺錢，後來又再回到加拿大，對「新香港」的所作所為，自然沒有一點認同，很想付出甚麼，而又求之縻途。他是書香世代，家中佈置得非常典雅，也有不少藏書，於是專門找出一些珍藏，捐給我們的圖書典藏館，認為這比留給不太懂中文的下一代，無疑是更好的歷史傳承。不少人說離開香港久了，身份認同就會慢慢變得淡薄，但他卻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反例，告訴大家無論離開了多久，都依然心繫（真正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