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在廣州讀書的中學名叫「僑光中學」，卻是使用培正中學的校園。培正本來是大清帝國年代的浸信會傳教士創立的學校，在香港也有分校，但1949年後，就成為中國大陸被批鬥的「帝國主義教育」，連校址也被其他名堂的學校奪去，這是名正言順的「奪舍」（後來又改了回去）。至於僑光，顧名思義就是中共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主辦，專門接收「歸國僑生」，港澳學生當時也包括在內。另一批港澳學生到大陸讀書的多到了外交部的體系，例如廣州外國語學院等。 舅父和同學在相對還算正常的環境上課了兩年，到了1966年，終於碰上文化大革命。 研究文革歷史的通常將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視為文革正式起點，但這份政治局文件要令基層明白是甚麼回事，還要一段時間。舅父的同學回憶，他們知道出了大事是在6月6日，當時開始全國所有學校宣佈停課。而對學生而言，學校停課，就意味著所有日常生活的中斷，霎時間就無所事事起來。港澳學生人生路不熟，又不能隨便回到香港（還得申請），於是忽然間，有如進入了修羅場。這就像一年後香港的六七暴動，左派學校和學生以為「革命」快將成功，不用再讀書，怎知道以慘敗告終，還是要考會考，曾鈺成等人就記載過這類故事。 據舅父的同學回憶，停課後，學生就組織了各式各樣的紅衛兵組織，但並非全都是擁護毛澤東。當時學生搞不清楚高層鬥爭的型態，有一些紅衛兵組織其實是紅二代擔心被衝擊的自保聯盟，有一些響應中央文革造反派，有一些卻是支持劉少奇路線，然後不同派系之間不斷文鬥，繼而武鬥，一片混亂。早期中央文革派出的「工作組」，也會被保皇一派的紅衛兵禁錮，幾個月後，才統一了「革命思想」。 最初的「革命」行動都是相對溫和，停留於「文鬥」階段，只是批評老師上課的不足，貼貼大字報之類。但隨著全國形勢失控，加上任何生活都會累積民怨，極左無政府趨勢就一發不可收拾，所有過激行動、各式各樣的打鬥，終於變成生活日常。在那段時期，任何人只要被指「違反毛主席路線」，就足以被批鬥。港澳學生更是動輒被指「勾結外國勢力」，就算帶收音機到廣州聽「英帝國主義」的香港電台節目，也會被點名批評；學生若能回到香港再回校，也要被「檢查思想」，例如交代有沒有看過外國電影之類，非常荒謬。至於法律，自然不說、就不再存在，因為「愛國者不拘小節」，人最獸性、殘暴的一面，在原始動物的自保本能下，就表露無遺。 性格內向害羞的舅父，據他的同學回憶，對整場運動感到非常不適應，雖然也有「跟大隊」參加「文鬥」，但沒有其他行為，基本上想做一個「逍遙派」，卻因此不能在大動盪的時代合群，性格越來越孤僻。有一些港澳學生碰到這種「千載難逢」的歷史場面，一度感到非常亢奮，覺得自己在「參與歷史」，例如我訪問過同期、同齡在廣州讀書、本來就要考高考的劉夢熊，他當時就非常積極的投身「革命」，一張一張大字報的去寫。有些本來性格無可無不可的人，經過了文革，則徹底扭曲了自己的價值觀，回到香港後習慣了批鬥老師、父母，出現了反社會人格，結果製造了終身難癒的傷痕。至於本來就性格被動的青年，面對環境的徬徨無助，出現的心理陰影，更不足外人道，不幸地，舅父正是其中的例子。 ▶️ 延伸視頻：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香港學生文革上山下鄉的故事（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V8Vyjlx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