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談及冷戰的鐵幕國家例如波蘭，因為種種原因，意外地孕育了一批最優秀的電影人和經典作品，同一個現象會否又在鐵腕管治的「新香港」重現？ 在可見將來，在「新香港」，任何批評政權、提出非主旋律思想的文字和影像，自然都會被消滅於萌芽狀態。禁書、禁片會層出不窮，去提醒所有人不可能一切如常，創作人留下來只能天天自我審查，逐漸變成中國大陸那樣的閹割式創作，同時主旋律電影、文化會得到大量經費，令不少曾經很有理想的創作人只能向現實低頭。這一切，都是曾經出現在類似政權的社會常態。 但這只是其中一個面向。 早前在會員區訪問了目前在台灣任教的資深香港電影人游靜教授，不日會分享。她固然因為需要往來台港兩地，而不會把話說盡，但看得出她是真心覺得香港創作的前景不會太悲觀，她認為從前的香港電影盛世其實在九十年代已經式微，原因是全球化、市場化令香港電影的片種變得公式化，反而現在的新作可以出現了全新的思考空間。 時代越差、越需要藝術，似乎是不少文藝工作者的信念。 無論是否認同上述分析，我對香港人的創作力和適應力依然是深具信心的，不認為波蘭人做到的，香港人會做不到，也不相信時刻可以接觸國際資訊的新一代人，可以被政權輕易洗腦。「新香港」政權在某些左的層面，雖然已經比波蘭、伊朗、乃至中國大陸更過猶不及，這自然令人不安。但牆內牆外創作人之間的互動聯繫，香港卻又比上述案例有明顯優勢，又會確保真相的流傳會繼續非常容易。 在過去幾年，我們也知道具有本土意識的香港電影明顯大大增加，而且很受歡迎。不少本來平平無奇的劇情，配合了現在的高壓環境，卻都讓觀眾想到從前不會想到的方向，很容易就覺得感動，例如打足全場的《九龍城寨之圍城》，不用說半句政治口號，就讓無數觀眾熱淚盈眶，票房還創出奇蹟。這些，都是客觀現實。 與此同時，肯定會有一批創作人因為在牆內感到窒息，而不得不在自由世界，才能生存下去，足以填補牆內的不足。而除了「一次創作」，他們還有更重要的功能：可以自由發言評論，補足了牆內電影的其他意涵，反正「作者已死」，就算這些解讀是二次創作，也是 ride on 了全新土壤才能出現。 這已經是一種牆內牆外分工合作的默契，而又不用任何真正的合作成為把柄。無論是哪個方向，兩條腿走路，都令人有理由保存希望。 一直相信，在大時代，切記盲目散播負能量，或盲目對未來有宗教式的樂觀。戒掉這兩點，就是持久戰，這才是波蘭和伊朗的故事給我們的啟示。 ▶️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向伊朗導演學習：香港步入極權，反而是獨立電影的黃金時代（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z55qqSt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