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會行為」是沒有人會喜歡的，醉酒鬧事、童黨欺凌、種族歧視、家庭暴力，這些都必須正視。問題是根據英國現在的定義，一句「言語冒犯」（verbal abuse）也可以歸類為「反社會」，定義非常模糊，卻隨時有法律層面的嚴重後果，一旦被濫用，可以製造無數新問題，完全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以剛才舉的例子為例，童黨在街上滋擾鄰居被驅趕、反而可以反過來指控自己被「言語冒犯」，如果這樣也可以成立，基本上，就沒有任何情況可以使用比較重的語氣，捉賊時如果沒有「please」也可以是「反社會」。

又如公司職員如果被投訴，無論做錯了甚麼事，都可以反咬一口說投訴人語氣差、態度差、「anti-social」，那工作就不會再有問責的概念，也不會有人再敢投訴了。

這樣下來，一定會產生越來越多「刁民」鑽這個空子，以「反社會行為」作為自己的保護，甚或以「被言語冒犯」為由，追溯幾十年前的舊帳，令仇人社會性死亡，就像#metoo被濫用之後的現狀。

這個風氣開始之後，又會出現經濟滴漏效應。由於定義過分寬鬆，這就是律師最喜歡發揮的案件類型，慢慢就會出現一種律師專門打這類官司、處理這種訴訟，甚至會主動建議本來無一物的人「報案」，再去提供「協助」。這就像美國芝加哥有一種律師專門趕到車禍現場，「建議」當事人怎樣追討賠償，然後再分帳。

社會福利機構自然也需要提供有關的培訓，宣揚反社會行為的危險，與及對有前科的人提供輔導。這本來都是很合理的，前提是社會有common sense把荒謬的指控篩走。但如果沒有，越多案件的存在、才能證明社福界的存在價值，這就會變成類似「新香港」的「國安經濟體」，唯一生存之道，就是「無嘢搵嘢做」。

但「反社會行為」真的可以杜絕嗎？這個問題，就像問「歧視」真的可以絕對消失嗎？

人類的天性包含比較、包含差異，只要人類不是複製人，人與人之間就會有不同。這些不同的演繹，到了甚麼程度會變成「歧視」、「反社會」，根本沒有絕對客觀的基準。現在的情況是昔日那種公然歧視確是越來越少了，但人類的心理沒有絲毫改變，差別是一般人現在會在絕對可信的環境才暢所欲言，而且知道怎樣可以「合法」地表達同樣的意思，而不會被「斷正」。

一個受過某種教育的人，知道要用什麼字眼不會「出事」，更知道怎樣用不會「出事」的字眼，去說出真正的歧視性意思。一個說人「肥胖」的小孩子會被判斷為「反社會」，一個大學生貌似禮貌、其實暗藏cynical地說出「full-figured」這個形容詞，卻會被稱許。

如果未來世界是這樣，你喜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