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中大DQ學生會的新聞，非常欷歔。

回帶2019年11月，段校長忽然成為「段爸」，卻被藍絲罵回「段狗」，一切改變，在於一天。然後，這光環維持了大概半年。

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公關安排的校長飯局，宴請對象是「輿論領袖」，我不知為何在座。他興致勃勃的告訴我，很多學生主動捐錢給他，因為當時他被左報圍攻，說擔心他失業，所以要預備救濟金。看得出來，他的喜悅是真誠的。

中大圍城當日，我身在美國，但大量朋友在入面，第一時間分享狀況，包括段校長由「段狗」變「段爸」的關鍵數小時。最初他不願意見學生代表，在幾位教職員勸說下破冰，然後觸法了人性一面，對警方行為感到憤怒，最終居然是他主動提出要親自到二號橋，這其實超出了當時代表的期望，the rest is history。一位當時有份促成這戲劇性改變的教職員朋友，事後對我說，那是他一生最有滿足感的時刻。

而我相信，以上他的反應，都是真誠的。

那為什麼後來的中大，在左派文革式圍攻下，要卑躬屈膝到今天的模樣，忽然跪得成為八大院校之首？這問題其實很好理解：第一，校長在中大，很多時候是虛君；第二，段校長一如其他讀書人，遇到活生生的人，可以激起人性的同情心豁出去，但面對冷冰冰的制度壓力，卻沒有豁出去說不的勇氣。

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相當高，這在古時候已經定型。但這類職位，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吉祥物，而古今中外很少吉祥物懂得管理，所以負責管理的，一般另有其人。近年中外大學的主要工作，更變成籌款機器，在遴選過程，這絕對是一大要素。

劉遵義校長是有實權的，這多少因為他和另一個結構重疊（即有國家實力加持）有關，但此後的沈祖堯、段崇智，內務都非常依靠首席副校長（即Provost）。這職位假如和校長配合得好，可以分工飾演紅臉白臉；假如二人不配合，則可以分庭抗禮；正常情況，則通常是兩者之間。此外，由於校長要對校委問責，內裏由保守勢力絕對主導，所以真正能作出的改變，非常有限，政令不出門，反而是常態。

港大的情況我了解不深，但從有限接觸所見，無論是馬斐森還是張翔，也都是虛君。

從中我們可以理解，二號橋之役，正是中大校長極少數能獨自乾綱獨運的場景：在絕大多數情況，就算他要作出這類政治決定，在校委會一定被ban；要作出這類行政決定，也一定由provost掌舵，最終也是官僚地不了了之。當時情況緊急，反而所有校委、官僚都不在左右，也不容許開會決定，他最人性的一面，就流露了出來。然後，又是the rest is history。

由於中大成為了國際知名的「暴大」，段崇智本人也被國際教學機構嘉許，愛國陣營要那他和中大開刀，絕對是文革的必經程序，無論怎樣下跪，都於事無補。而且必然有無數人，強調要過猶不及地表忠，才能「戴罪立功」，越是不受學生歡迎，越是顯得政治正確。

這樣下去，段校長最不人性化的一面，在以上結構之下，恐怕在未來一年，會表露無遺。

旁觀者清，到了這時候，段校長neither here nor there，唯一出路，就是辭職。走不出comfort zone，這是那一代知識份子的通病。